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仅仅高兴了不到一天—一个癌症患者的重生手记(12)(2012-10-18 08:52:20)转载▼标签: 杂谈 6 {/ v$ n- M w" U# P
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意识到,不听医生劝告,会让你承担起更大的精神负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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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Y* e+ J. c" _% a; M 我们共同做出“暂缓手术,密切观察”的决定,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,全家人每天都在担忧“耽误了治疗最佳时机”――这正是来自医生的最吓人的警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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晓东依然锲而不舍地追踪会诊结果。妹妹也想利用她在北京的短暂日子再为我做些事。她们二人每天早出晚归,分秒必争地拜访京城名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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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独自躺在床上,闭目朝天,想象着哪一天她们能够带回一个惊喜,表明所有这些原来都是一场虚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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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惜没有!没有一个可以让人乐观的消息! n4 K2 d( A# O4 b: P: J+ s*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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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像上海的专家一样,北京的专家们坚持着“一边倒”的预言――“肺癌,脑转移”。他们或者委婉含蓄或者直截了当,其间全都包含着最明确的信息:死亡离我越来越近,伸手可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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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m( x- h- R/ P8 l9 [ 这天晚上我们忽然得到消息,上海华山医院的周良辅大夫来到北京,下榻在东郊的二十一世纪饭店。晓东立即把电话打将过去。这些天她已经走投无路,就像一个垂死的溺水者,只要看到一根稻草就拼命伸手去抓,所以根本顾不得已是深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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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在周良辅大夫并不介意,他还记得正月初四上海会诊时他的诊断意见。在知道我们已按他的建议完成“波谱检查”后,他立即同意次日为我再做一次诊断。# V# D: V0 V3 d2 L2 _, a 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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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,至少晓东和妹妹是怀着这样的念头出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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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_# V, g, C; O7 N 我独自一人在家等待,心中默想周大夫在那胶片上面指指点点的样子。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期待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后,我已不再相信会有奇迹发生,只希望她们能够早点回家。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,我只盼能有更多时间和亲人在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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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]2 e' B& T" ^6 g6 q4 o 窗外天色渐暗,屋里一片混沌。小分队终于回来了,踏着一阵异常急促的脚步声。我用力直起上身,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,却模模糊糊地看到妹妹冲进门来,朝我张开双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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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T* `, A# }' R1 K8 C4 ]& L “好消息……”她紧紧抱住了我,激动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在我从小到大的全部记忆里,妹妹还从来没有和我拥抱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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晓东在她身后,满脸泛着红光。多少天来,光彩第一次回到她的脸上。 G. Y5 B2 c$ f" {4 J+ @5 Y: v1 I
o0 b, `4 p# b# r I) { 两人争先恐后叙述事情经过,我很快明白了其中原委:周良辅大夫推翻了自己早先认为是“脑转移瘤”的诊断。他在仔细分析了“频谱”扫描胶片之后,居然有了一个新结论:颅内病灶不像是肿瘤。它有可能是一种罕见的炎症!( A& I) g/ e2 B) P9 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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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当然,一切仍是判断。”他对她们说,“这个检查有80%的可靠性”。' t, Y- ]% g* _2 D" B6 g2 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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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可是我们在北京看的医生,不是看不懂,就是看不起。”晓东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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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t- r# b0 o1 Y 周大夫笑着解释,这是个新的技术,的确还没有广泛使用。最后,他非常肯定地说:“现在不必做任何治疗。再观察一个月。重新做核磁共振。”) @& t! D5 W( U( \/ t. J$ S
% ^: a# `* R8 S6 H 我意识到这是西医专家第一次传达给我们一个乐观信息,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――暂缓手术,继续观察――第一次获得医生的首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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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服了。不是因为终于听到了自己愿意听的话,而是因为周良辅这个人!资历、经验和名望并没有妨碍这个医学权威紧跟技术的进步。还有更重要的,他在努力帮助病人寻找新的证据,又在事实面前迅速修正自己的结论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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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同时我还联想到妹妹该有多么开心。面对一个全新的领域,她用仅仅一夜功夫得出的结论,居然和一个顶级专家不谋而合。7 R3 L5 p6 A; @/ s. D
1 R) z3 `, E/ f, A* ?3 ` 我们全都大松一口气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告诉自己,千万不可过分乐观,尤其不能认为自己已经转危为安。我们只能庆幸迄今为止没犯错误,同时也更加相信,疾病猝然降临之时,不恐惧、不惊慌、不盲目跟从医生的指挥棒到处乱撞,比任何灵丹妙药都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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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惜才过了20个小时,周良辅大夫的乐观判断就遭到挑战。' l1 _7 i# b. T; H8 U" M$ e: a
: Q, V+ ?8 | l/ u, |! _1 x “波谱检查在恶性肿瘤确诊方面的意义没有那么大。”黄峰平大夫针对周良辅的诊断表达了完全不同的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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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C) U% N( F. E2 B# V2 D. Q8 h" z 黄大夫是个既温和又耐心的中年人,同时还是上海华山医院副院长。单就行政序列来说,他是周的上级。那几天他携带着一个密集的会议日程来到北京。晓东见缝插针找上门去。他的态度友善,对待病人不厌其烦,说出话来既专业又严谨,还总是浅显易懂,条理分明,所以他的看法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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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 \0 `/ L9 @: u. X 他不同意周大夫的分析,尤其不能同意脑袋里的病灶是“炎症”的说法。那个促使周良辅大夫改变看法的波谱检查结果,在他看来,不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新证据,也不能改变原来的结论――“恶性肿瘤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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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,考虑到几周来我的病情进展缓慢,他又补充说:“恶性程度较低,在2-3度之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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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X' i8 R- ^( S- X 在这一点上,他和大多数专家不谋而合。与众不同的是,他格外看重我的左肺上叶的病灶。到目前为止,几乎所有医生都把注意力集中于我的脑部病灶,只有他对我的左肺表现出强烈担忧。后来的事实证明,这是一个相当有预见性的警告。可在当时,我对肺部病变没有任何感觉,颅内病灶带来的全身不适却时刻困扰着我。我的紧张和焦虑全都指向脑袋,完全忽视了黄峰平大夫的警告。/ c* T0 Y8 Z2 |! d& G% b
5 L8 o0 \" a4 i 黄大夫用一句话结束了那次午间会诊:“最终确诊还是要靠活检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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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j+ D4 x* Y7 `: C6 T 仅仅高兴了不到一天,我们再次紧张起来。' Q0 M5 Y: t9 p5 A/ 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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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开始详细讨论医生的一项新建议――实施脑穿刺手术,取出脑组织检验。不过,很快就放弃了。一想到要在自己丈夫的脑袋上钻个洞,还要把一个钩子插进脑浆里去,晓东就不能忍受:破坏了正常的脑组织怎么办?弄断了脑神经怎么办?会不会带来永久性的后遗症?会不会刺激癌细胞的生长?又会不会把癌细胞牵扯到别处,留下转移的祸根?就算你知道了脑子里的东西是个什么,又能怎么办?最糟糕的是,即使你让医生把脑壳打开,还是有可能争论不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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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 ?0 p/ o7 |4 `7 v9 V- o4 I 我们曾这样问医生:“做活检就肯定能100%确诊么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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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能肯定。”医生很肯定地说,“即使是活检,也不是没有误诊的可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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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 I. r% }4 i: O6 q (待续。摘自《重生手记》)) h, U K# U$ p0 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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